当历史遇见政治和经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前沿综述

编者按

从商朝绵延至今的文字可考历史一直是中国人的骄傲。那么，如何利用这些卷帙浩繁来理解当下的中国，那又能为世界的发展提供怎样的助益？作为中国本土政治学创新的重大成果，“历史政治学”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由此，我们不禁想问，欧美学界是否也产生了相应的反思，是否也尝试利用历史材料形成新的政治学创见？实际上，历史政治经济学（HPE）便是这一思考的产物。所谓历史政治经济学，在形式上主要有三种功能，分别是通过历史研究过去本身、通过历史理解现在以及将历史作为探索理论的背景板。

本文便是对历史政治经济学近年来最新发展的综述性文章，发表于2023年《美国政治科学年鉴》。作为一篇综述性文献，我们在编译过程中保留了所有的引文标识和注释，并在文后提供了所有的参考文献目录。

当历史遇见政治和经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原标题为：《历史政治经济学：过去、现在与未来（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现标题为译者所拟）

从左至右依次为Volha Charnysh、Eugene Finkel、

Scott Gehlbach

作者：

Volha Charnysh，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ugene Finkel，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ott Gehlbach，University of Chicago

译者：

焦磊，山东大学

引文格式（MLA）：

Charnysh, Volha, et al.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6, no. 1, 2022.

内容提要

最近一波政治科学研究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因果推断和形式理论，来探讨过去——这一领域被广泛称为历史政治经济学（HPE）。本文对这一领域的演变进行了深入研究。我们的调查揭示了在HPE中历史使用的三种常见方式：为理解过去本身而研究历史，利用历史作为理解现在的一种途径，以及利用历史作为检验理论猜想的背景环境。我们针对每个领域都呈现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并讨论了每种方法的权衡取舍。此外，我们进一步指出了HPE学者面临的关键实践与分析挑战，包括现有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当数据不足时进行推断的障碍。展望未来，我们期望看到进入该领域的学者能接受更完善的培训，对知识积累的重视程度提高，同时加大对种族、性别、民族和气候变化等未充分探究主题的关注。

关键词

历史政治经济学；遗产；持久性；历史；因果推断、形式理论

引言

历史传统上在政治科学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历史案例位于诸如政权类型（Moore 1966）、社会秩序（Huntington 1968）、革命（Skocpol 1979）、国家形成（Levi 1988）和乌托邦政策（Scott 1998）等广泛主题的基础研究的核心位置。从社会学以及政治科学中汲取方法论洞见（Mahoney 2004），这种风格的研究继续影响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方式。

过去十年间，一种互补的历史研究模式逐渐兴起并受到重视。这一波新的学术浪潮——通常被称为历史政治经济学（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HPE）——不仅涵盖了政治科学的传统子领域，还延伸到了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将HPE统一起来的是其方法论取向。相较于比较历史研究以更加描述性和广泛比较的方式借鉴历史，HPE领域的研究主要采用定量方法，常常专注于单一国家的研究。与探讨某种结果多重且通常是偶然性成因不同，HPE通常寻求通过准实验方法来隔离特定因素的因果效应。当HPE强调理论时，该理论往往以正式博弈论模型的形式表达出来。

HPE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与实证社会科学中的“可信度革命”并行不悖（Angrist & Pischke 2010）。利用各种基于设计的方法，HPE学者利用次国家级单位或个体间的变异来提高其研究成果的内部有效性。这股新的历史研究浪潮经常涉及从档案资料和地图中创建原始数据集，这些工作得以实现得益于诸如光学字符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和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进步。随着图书馆和档案馆中越来越多数字化历史记录的可用性，有时甚至可以在线访问，原始数据收集也成为可能。HPE研究者如今拥有自己的期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和牛津手册（Jenkins & Rubin 2023）；定期组织专题讨论会和会议；并且发布Broadstreet博客，这是一个跨越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等多个学科的合作项目。编辑们也已经注意到这一点：自2010年以来，《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和《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仅就发表了近130篇关注“历史”（下文我们将对其做出更为精确的定义）并使用统计方法评估可证伪论点或形式理论的文章。如图1所示，在过去十年里，顶级期刊中HPE所占的比例急剧上升。

本文讨论了作为政治科学实践的历史政治经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将HPE归类为旨在为了理解历史本身而研究历史的工作，将历史作为理解当下的一种途径，以及将历史作为探究重要理论问题的背景【注：在本文即将付梓时我们发现的一项工作中，Cantoni & Yuchtman（2021）采用了类似的分类方法来综述经济学中关于历史自然实验的研究。例如，在Zhuravskaya等人（2023）回顾的“新俄罗斯经济史”研究中，这样的自然实验就占据显著位置】。为了分析的抓手，我们主要但并非唯一地聚焦于比较政治学方面的研究，并证明它在一般性期刊中的HPE文章中占据了明显的多数。我们还讨论了这个新兴领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实践和分析挑战，包括研究生培训、数据收集与分析、跨学科边界沟通以及知识积累。最后，我们推测了该领域未来的走向。

图1：2010年至2021年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英国政治科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比较政治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比较政治》（Comparative Politics）、《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s）、《政治科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和《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上发表的所有文章中，历史政治经济（HPE）类文章所占的比例。

历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类型

对历史政治经济学领域进行综述需要我们同时定义“历史”和“政治经济”两个概念。如上所述，我们遵循该领域的做法，采用方法论定义后一个术语，即我们认为使用形式理论或运用定量方法实证检验可证伪论点的研究工作都属于“政治经济”【注：这个保守的定义有助于区分历史政治经济（HPE）与早期以定性案例比较为特点的研究，但在原则上，因果论证也可以通过定性方法进行评估】。而“历史”的含义则更具主观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事件都是历史的，因为它们在被研究之前就已经发生。一个更有用的起点是Gailmard（2021b, p.73）对历史事件的概念化，他认为历史事件是指“在过去特定时期内，在某一地点不再运行的社会或制度环境下发生的事件。”正如Gailmard所指出的，这种观点可能“限制了其生产力”，并且某个特定机构是否仍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经验问题（pp. 73-74）【注：另类的概念化可能强调在特定政治进程中时间性的重要性，或者将历史视为“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Gailmard 2021b, p.74）】。尽管如此，为了我们的目的，这一概念有助于将注意力集中在世界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那些关注这些时刻之前的制度和行为的研究可以恰当地被认为是“历史”的。

因此，我们将那些实质上或专门研究1945年以前政治现象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归类为HPE：1945年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冷战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生效以及非洲和亚洲非殖民化进程的启动。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无疑是保守且有时武断的。例如，它排除了关于东欧共产主义遗产的研究（如Wittenberg 2006, Pop-Eleches & Tucker 2017）。

在确定这一定义（以及例外情况）后，我们收集了2010年至2021年间八本顶级政治学期刊上发表的所有文章的数据，这八本期刊包括：《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JPS）、《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英国政治科学杂志》（BJPS）、《比较政治研究》（CPS）、《比较政治》（CP）、《政治学杂志》（JOP）、《政治科学季刊》（QJPS）和《世界政治》（WP）。这个期刊选择重点突出了比较政治领域，其中历史政治经济（HPE）尤为重要，但我们的样本也包含了学科其他实质领域的文章。由于本次综述的重点，我们未包含书籍或其它学科期刊的文章。总计识别出238篇探讨历史事件并结合使用统计学和形式方法（其中11%包含后者）的文章。从绝对数量来看，在此期间，APSR（59篇文章）、JOP（45篇文章）和CPS（42篇文章）发表了最多关于HPE的研究成果，尽管各期刊每期文章数和每年期数差异较大。相对而言，HPE最有可能出现在《世界政治》（该期刊2010年至2021年发表文章中的12%）、APSR（9%）和QJPS（8%）中：参见图2。

图2：2010年至2021年间各期刊中历史政治经济（HPE）研究相对于各期刊总发表文章数的占比。缩写：AJPS，美国政治科学杂志；APSR，美国政治科学评论；BJPS，英国政治科学杂志；CP，比较政治；CPS，比较政治研究；JOP，政治学杂志；QJPS，政治科学季刊；WP，世界政治。

我们识别出的全部文章中有三分之二聚焦单一国家，反映出准实验方法在HPE中的普遍应用，并且与比较政治学的更广泛趋势相呼应（Pepinsky 2019）。证明这一规律的一个例外是Jha & Wilkinson（2012）对战斗经验对组织技能影响的研究，他们考察的是英属南亚分割为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过程。一个真正的例外是Paglayan（2021）的一项研究，记录了大多数国家在民主化之前就已出现大规模初等教育的现象——这是一个稳健的发现，与通常对类似Meltzer & Richard（1981）理论精神的解读相反。

对发达西方国家的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美国（26%）、英国（7%）和德国（6%）是最受关注的单一国家；对西欧单一国家的研究占所有识别出的HPE文章的19%。非洲仅占所有HPE文章关注对象的5%，其中大部分是多国分析。亚洲、东欧和拉丁美洲分别占总数的7%、6%和6%，也都代表性不足。这种偏倚可能是因为HPE工作对数据的高要求所致，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会再次提及。超过一半（52%）的文章将研究起点设定在长十九世纪时期（1789-1914），而分别有21%和28%的文章研究起始于1789年以前和1914年以后的时期。

在三大主流学科期刊——APSR、AJPS和JOP中，发表的HPE研究中有55%属于比较政治领域，另外40%则集中在美国政治。相比之下，在国际关系领域，由于跨国设计往往关注二战后的时期且宏观历史方法较为常见，因此它在HPE中的表现并不典型（占比5%）。主题上，如图3所示，HPE领域的学术成果极其多样。民主化、殖民主义、战争、独裁统治、暴力、立法与政党政治以及国家建设/能力等都是最热门的研究主题。

图3：2010年至2021年间在《美国政治科学杂志》、《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英国政治科学杂志》、《比较政治研究》、《比较政治》、《政治学杂志》、《政治科学季刊》和《世界政治》上发表的历史政治经济研究中各类主题的相对发生率。此词云基于对样本中每篇文章手动分配的关键字（样本数量n=238）。

接下来预览一下将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可以进一步根据对历史的使用方式对HPE研究进行分类。许多HPE研究旨在为理解过去而研究过去本身。其他一些研究则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还有一部分工作则是利用过去作为探索理论论点的背景环境（一个“沙盒”）。粗略统计显示，第一种使用历史的方式最为常见（在我们样本的所有文章中占比51%，而分别用第二种和第三种方式研究的占比分别为25%和30%），尽管类别有时会重叠，区分它们也常常取决于判断力。如图4所示，不同实质性主题在使用历史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尽管在所有主要实质性领域的大部分工作中都涉及为了理解过去而探讨过去。随着时间推移，历史的使用方式也在变化。2010年代初期，以理解过去为目的的历史研究占据主导地位。从大约2015年开始，借助过去理解现在的HPE工作开始增多，而在我们样本期间最后四年里，将历史作为探索理论背景的研究变得尤为突出。

图4：在2010年至2021年间，由八家顶级政治学期刊所发表的历史政治经济研究中，最为突出的六个主题分别为立法/政党政治、国家建设/能力、殖民主义、暴力/镇压、民主化和独裁统治。部分文章涉及不止一个主题（例如，殖民主义与国家建设）。对于每个主题，历史被以不同的方式使用：探索理论（蓝色）、理解现在（金色）或理解过去（粉色）。

作为理解过去的方式

在历史政治经济（HPE）研究中，文章通常强调研究对当代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然而，在我们识别出的HPE文章中，略超过一半主要关注为理解过去本身而进行的研究。此类工作认为历史具有内在价值，这种类型研究的普遍性挑战了社会科学家主要利用历史来解释现在甚至预测未来的观点（Gaddis 2002, p.58）。

大多数情况下（约占样本中的大约三分之二），要理解的过去涉及单个国家的历史，尽管多国研究也并不少见。这类研究的特点在于聚焦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政治理解，而非将历史用于理解现在或探索不受时间限制的论点。很多此类研究运用微观层面的定量证据重新审视上一代宏观历史研究关于民主起源、经济发展根源以及国家增长等议题的论据。

民主化是此类研究的核心主题。与早期倾向于将民主化视为单一决定性事件的研究不同，HPE领域的研究将向民主化的过渡细分为独立的制度改革，每项改革都可以利用国家内部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Capoccia & Ziblatt 2010）。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使用法案发起、记名投票、竞选支出和地方选举结果等数据，探讨议会的出现、选举保密制度的引入、普选权的扩大以及民主代表性改善等话题（例如Aidt & Jensen 2017, Kam 2017, Kasara & Mares 2017, Teele 2018, Madrid 2019, Morgan-Collins 2021）。他们还通过分析政党及经济精英阶层对民主改革的支持，检验经典民主化理论的微观基础（例如Ardanaz & Mares 2014, Albertus 2017, Nikolova 2017）。

相关工作中，HPE学者利用来自政党文件、记名投票、政治演讲和政治代表人物传记的丰富数据，研究英国和美国等早期民主国家的立法过程和政党政治（例如Carson & Sievert 2017, Eggers & Spirling 2018, Goet 2021）。这些研究经常采用文本作为数据的方法来估算意识形态，并探索立法行为的各种方面。比如Spirling（2016）分析了英国议会中超过50万份演讲，表明民主化降低了政治话语的语言复杂性，因为政客们试图吸引新获得选举权的选民，这些选民一般较为贫穷且受教育程度较低。

该类别中的一些文章使用跨越几个世纪的面板数据来研究政治结构变化。例如，Gerring等人（2021）考察了欧洲从1000年至今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从1700年至今基本治理形式的变化。他们的分析表明，在公民相互隔离的大规模社会中，君主制是一种高效的治理体系，但随着通信成本的下降，它逐渐被共和国所取代。同样地，Gartzke和Rohner（2011）探究了帝国主义扩张和非殖民化进程的历史循环，提出技术冲击促成了殖民扩张，但随着经济发展，殖民主义的好处已逐渐减少。

如同任何研究方法一样，HPE方式理解过去也有其权衡之处。一方面，如前所述，HPE传统中的研究通过量化新的历史证据形式（如立法演讲、记名投票等）揭示了新颖的实证规律，它们检验了早期工作的假设，揭示了民主化、国家形成和殖民主义等宏观现象背后的微观政治过程。另一方面，HPE对特定结果可识别原因的狭窄关注可能会忽视民主化或国家建设等宏观历史进程中偶然性和顺序的重要性。此外，这种方法也可能模糊了政治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的互补性，其中一些因素可能难以观察到。

作为理解现在的方式

历史也可以用于解释当今结果的差异。关于历史制度和事件长期影响的论文就属于这一类别。这类遗产型论证的基本组成部分包括一个结果、一个先决条件以及连接两者的机制（Wittenberg 2015）。从事这一传统的学者通常关注当代结果，如政治态度、选举结果和经济发展。此类工作强调根本原因而非直接原因：在我们样本中的文章中，历史先决条件与当代结果之间的平均时间跨度为227年。HPE领域的学者利用定量数据和准实验设计探讨先决条件与结果之间的联系，这与早期使用过程追踪和宏观历史比较研究历史遗产的方法有所不同（Simpser et al. 2018, Cirone & Pepinsky 2022）。

HPE研究中关于历史延续性的两个主导且相关主题是殖民主义的长期遗留问题以及暴力和压迫的持久后果。首先建立在Acemoglu等人（2001）的工作基础之上，他们利用历史上殖民制度的变化来估计当代制度对经济产出的影响。随后的HPE研究将殖民主义细分为一系列特定干预措施，并更加关注殖民统治的内部动态。例如，Guardado（2018）收集了西班牙王室出售秘鲁省总督职位的价格数据，显示基于支付能力选拔官员加剧了政治冲突，增加了种族隔离，并削弱了制度信任。她特别强调了对殖民主义的暴力抵抗以及土著居民不愿同化的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因素使殖民制度的影响得以持续。其他学者则通过国家内部殖民统治形式的合理外生变化，了解不同类型殖民制度和政策的效果，突出了包括国家能力投资（Mattingly 2017）以及传统领导人不同强度和问责制（Lechler & McNamee 2018, Nathan 2019）在内的多种持久性机制。

HPE关于暴力和压迫遗留问题的研究揭示了政治身份和行为的显著持久力。近期贡献致力于分离暴力不同方面的效应（Charnysh & Finkel 2017），比较不同时代镇压的影响（Lupu & Peisakhin 2017），并识别强化制度变革后持久性的政治和经济因素（Acharya et al. 2016）。这项研究表明，过去暴力的影响可能会随时间在程度或方向上发生变化。例如，Rozenas & Zhukov（2019）展示20世纪30年代乌克兰“饥饿恐怖”期间国家镇压对政治行为的长期影响会随着政治背景的变化而变化。当负责暴力的政权可以威胁报复时，受影响社区会表现出对政权的忠诚；相反，当报复威胁减弱时，受压迫的历史会导致对政权的反对。其他研究强调政治企业家在激活由过去暴力产生的潜在态度以塑造当代政策结果方面的作用（Charnysh 2015）。似乎历史先决条件的影响随着时间以理论上有趣的方式变化。

对关于历史延续性工作的常见批评是缺乏关于从先决条件到结果之间机制的证据。一些近期研究采用能够利用所谓持久机制变异的研究设计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研究政治身份跨代传递的学者来说，这意味着结合档案数据与调查问卷的使用。例如，Charnysh & Peisakhin（2022）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化，该研究展示了历经123年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在加利西亚形成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的持久性（如Grosfeld & Zhuravskaya 2015）。在此稳固遗产基础上，Charnysh & Peisakhin（2022）研究了社群纽带——作为态度和行为复制候选机制的角色。为此，他们利用二战后东边境地区强制迁移到西波兰的加利西亚社区规模的似乎是随机变化的数据，并对西波兰的加利西亚强制移民后代以及未经历安置的东波兰对照组进行了调查。这项研究的设计旨在孤立地考察社群相对于家庭和机构传递在跨代持久性中的因果效应，尽管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依赖定性证据来详细说明社群如何加强持久性。

正如利用历史理解过去的HPE工作一样，利用历史理解现在的文献也面临着权衡。一方面，采取长期视角使得有足够的时间观察重大政治现象（如剥削制度、种族灭绝和隔离）的后果。追溯政治行为和制度的长期发展也能更广泛地揭示社会变迁和连续性过程。另一方面，在确立持久性和再生机制时存在挑战，如前所述。此外，对长期效果的关注可能鼓励“历史压缩”（Austin 2008），即学者将历史结果与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前的原因相联系，而在中间时期忽略先决条件的影响（Abad & Maurer 2021）。

历史压缩与一个更普遍的关注点相关联：将误解为遗留问题的虚假关联发表出来。研究历史事件和制度影响的学者可能面对着无数当代结果供其考虑。人们可能轻易地通过偶然性找到显著的结果，从而看似证实了延续性——这一问题因偏向于发表显著结果的出版偏见而加剧（Abad & Maurer 2021）。致力于研究遗留问题的作者可以通过考虑预注册来解决这一问题（Cirone 2022），即在对数据进行任何分析之前，将项目的研究设计、假设以及计划进行的分析发布在一个公开注册表中。审稿人和编辑也可以通过展示对精心设计研究的零结果持开放态度，对我们的历史延续性理解做出贡献，例如解释为何某些先决条件重要而其他不重要，以及遗产衰减的速度如何等。

作为探索理论的方式

历史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后一类工作并非主要为了过去本身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理解现在，而是将过去视为一个适宜的场景来探索理论猜想。这类典型论文通常设定存在一个理想的历史事件，该事件特别适合裁决某理论辩论——暗示如果现代有类似的数据或制度差异的话，这一研究同样可以置于当前情境中进行。

Fouirnaies（2021）展示了这一方法。大量理论文献表明，竞选经费限制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选举的竞争性，但并未形成公认的经验共识。为探讨这一问题，Fouirnaies收集了从1885年至2019年间英国下议院选举的丰富数据，在这段时间内，候选人的花费限额规则有所变化。关键在于，对这类开支规定的修改通常在城市和郡县之间有所不同，这允许采用一种双重查分设计。Fouirnaies发现竞选经费限制增加了选举竞争性，这对其他地方竞选开支的监管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再次讨论。

正如这个例子所示，利用过去探索理论有着多种潜在优势。历史时期可以提供制度变化和长期时间序列，有助于识别因果效应。此外，有时历史数据比当代数据更为丰富，特别是在涉及个人信息时尤其如此。例如，在美国，个人人口普查记录仅在72年后才会公开发布（尽管合格学者可以在大学校园和其他地方设立的研究数据中心使用当代数据）；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限制。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载也更为详尽。相比于近期的种族灭绝事件，人们对大屠杀了解更多（Kopstein et al. 2023），部分原因在于行凶者注重记录保存（Braun 2016）以及受害者群体较高的教育水平。同样地，遵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苏联学者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对“农民运动”进行了格外细致的记录，为学者提供了对农业政治经济中抵抗性质的罕见深入见解（Finkel et al. 2015；Finkel & Gehlbach 2020）。

所有借助过去来探索理论的历史政治经济学研究都至少利用了这些优势中的某些方面。然而，此类研究的本质上仍存在重要的差异。在这类论文中，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所探讨理论的新旧程度。Fouirnaies（2021）的工作代表了一种方法：通过实证研究来影响那些既有成熟理论指向不同方向的辩论。Castañeda Dower等人（2018）采用了相似的方法，他们利用关于俄罗斯帝国时期农民不满与省议会中农民代表性的历史数据，来检验专制政体中集体行动和代表性理论的竞争观点。【注：Castañeda Dower et al.（2018）进一步提出了其中一个理论的泛化版本，以增强模型与实证设计目标之间的“重叠”程度（Ashworth et al. 2021）；也可参阅 Castañeda Dower et al.（2020）的相关内容】另一些作者则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例如，Garfias & Sellars（2021）提出了关于国家行政集权化过程中收入与秩序之间权衡的理论，并在一个关于16世纪至17世纪墨西哥国家集权化的研究中提供了支持证据，该研究利用了由气候冲击引发的人口骤减。同样，Larson（2017）借鉴社会网络理论发展了一个非正式治理模型，允许持续的不当行为出现，这是美国西部矿业城镇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除了新旧理论之间的区分外，这一类别文献中所探讨理论的性质还有其他重要差异。理论可以是形式化的，如上述各种论文中所述（虽然实际的形式化有时被放在已发表的正文或在线附录中），也可以是非形式化的，比如Muchlinski（2021）对1920年至1948年巴勒斯坦犹太社区安全供应的研究，其中引用了源于科斯（1937, 1960）及其后新制度经济学工作的产权概念（Williamson 2000; Ménard & Shirley 2005）。此外，理论可以相对宽泛或者具体，旨在适用于一系列广泛的案例，无论实证应用的具体性质如何，或者专注于某一特定政体。例如，Petrova（2011）运用19世纪美国的数据来检验（基于部分历史工作的结论）大型广告市场是否能促进自由媒体的发展这一论点，这是一种宽泛适用的理论方法。相反，Gamm & Kousser（2013）主要（但不完全）依赖于有关美国政治代表性的理论来定位他们对美国城市政治权力的研究。

总之，以利用过去探索理论为目标的历史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本质上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然而，此类通常聚焦单一国家（尽管并非总是如此）的研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增进我们对政治机构和行为的理论理解呢？回答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之间的权衡，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会进一步讨论。对于本文考虑的这种历史政治经济学研究来说，由于制度随时间的变化，即使昨天的典型环境今天可能变得非典型，因此对发现结果可能无法推广的担忧被放大了。有效地利用过去探索理论能够帮助读者理解参数空间（Huber 2013），了解哪些（历史、当代）案例与正在研究的案例相似。举例来说，Fouirnaies（2021）指出，包括尤其是前英国殖民地在内的其他国家，在他研究的时期内对竞选融资的管理方式与英国相似。

最后一点涉及到利用历史探索理论与利用历史理解过去两者之间的关系。正如Gailmard（2021b）强调的那样，主要致力于理解过去的历史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能提供新的理论，只要现有的机制为了解释某个历史现象而被重新组合或取代——这种方法构成了Gailmard自己关于美国政治制度殖民起源研究的核心（Gailmard 2017, 2019, 2021a）。这样产生的新理论便进入了社会科学家用来理解世界的“机制库”（Guala 2005）。随后的历史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利用前述讨论的这类设计来评估该理论在其他背景下的重要性。

面临的挑战

做好社会科学研究并非易事。在本部分中，我们记录了HPE（历史与政治经济）学者面临的一些特定挑战，涉及实践和分析两方面的制约因素。

进行HPE研究的实践难题众多。初入该领域的初级学者，甚至是转换研究焦点的资深学者，都面临着高昂的启动成本。标准的博士培养通常假设学生除了掌握社会科学方法论之外，还需获得其研究时段及其相关地区大量的历史知识，以及通常需要熟悉该地区的语言。对于HPE学者而言，要求更为广泛。利用历史解释当下的HPE研究人员必须在两个往往差异极大的历史时期内积累专业知识。语言随时间演变，会经历改革和标准化过程；整个字母表甚至可能会发生变化。此外，历史资料常常包含手写记录，不同时期有各自独特的书写风格。因此，研究奥斯曼帝国的HPE学者需理解用阿拉伯而非拉丁字母书写的文件，研究奥匈帝国土地的学者最好熟悉哥特体字，而研究罗曼诺夫帝国的学者则需阅读改革前的俄语文献，所有这些都需要在了解相关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完成。许多有志于从事HPE研究的学生会发现，他们所在院系的教师可能并不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即使是已建立地位的学者也需要超越学科界限去获取必要的知识。

另一个实际挑战与数据的可用性和可访问性有关。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史料更多且/或保存得更好，这导致了我们在上文所记录的HPE工作中的地理偏见。即使数据是可用的，它们的数字化过程也经常带来特殊难题，比如现有算法无法解析历史字符或草书体，数据来源结构不一致，或者档案馆和收藏机构简单地拒绝允许复印或扫描。为克服这些障碍，学者们常常不得不手动转录数据，这是一个耗时巨大的任务，分散了其他工作的资源。由于缺乏调查数据，HPE研究人员转而使用选举结果作为公众意见的不完美衡量指标，同时也要面对这类聚合数据所带来的生态推断问题。学者们甚至依赖“自然档案”，如冰芯、树木年轮和湖泊沉积物来测量可能影响政治或经济行为的生态条件（例如，Di Cosmo 2018, Sellars & Alix-Garcia 2018）。

许多社会科学家使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来绘制数据集并研究空间依赖性。然而，对于HPE学者来说，在使用这一工具时存在特别的挑战。历史地名可能指代的是已不存在、更改过名称或不再属于同一国家的社区。因此，处理历史数据的研究人员经常需要手动进行地理编码定位和链接观察值，而不是使用地理编码服务。矢量数据的处理也非常困难。国家边界以及国内行政区划随着时间改变；越往过去追溯，不仅地缘政治格局会发生变化，地理特征（河流、森林等）也可能发生显著变化。此外，历史地图往往不如现代地图精确，而且时常缺少关于地理投影的信息。最后，许多历史现象并不遵循行政边界，或者可能难以在不同时间段之间建立关联。出于所有这些原因，HPE学者在研究中通常大力投入历史地图的数字化工作，运用各种空间插值技术来匹配不同历史时期的行政单位。必要时，他们会在网格单元内部而非行政单位中进行分析。

发表HPE研究同样涉及实际制约因素。鉴于HPE的跨学科和方法多样性特点，评审过程可能涉及来自多个学科的审稿人，他们对论文的期待和偏好可能存在巨大分歧，更不用说对历史背景和实证方法的熟悉程度各异。需要在稿件中呈现通常不熟悉的历叐事件，这也促使论文篇幅增加，有利于那些版面较为宽松的期刊，如《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和《世界政治》（参见图2）。

上述所有挑战都是真实存在的，但一些发展抵消了在HPE领域进行研究的部分成本。随着该学科国际化的程度提高，许多学者进入该领域时已经掌握了至少当代的语言和背景知识，这对于那些既要学习新国家又要学习新时期的学者来说是一个较短的学习跨度。在许多地区，相较于十年前，数据获取也变得更加容易，因为许多档案馆和图书馆已开始对其藏品进行数字化。技术创新，如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LayoutParser（Shen et al. 2021），也降低了编码历史数据的成本。

HPE研究所面临的分析挑战也同样重大。一般来说，随着回溯至更早的历史时期，证据的可用性和质量都会下降。档案和其他记录的存在是因为过去的政府官员和其他精英认为其所涵盖的主题重要，如税收和国防，但并不包括社会和政治关系等内容。他们的关注点不一定与当代研究者相同，从而限制了学者可以探究的问题类型。即使在同一时期内，某些行为（如农民动乱）可能激励一部分人报告，却成为另一部分人隐藏的动力。尤为重要的是，在任何时间点，只有档案记录中的一部分实际上进入了官方档案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形式的数据损耗进一步减少了可用数据。历史学家对这些问题非常熟悉——事实上，档案记录中的空白本身也可以具有价值（参见Dennison 2021a）——但社会科学家通常没有接受过使用档案馆的训练，他们对档案数据的使用方式也有所不同（Lee 2022）。原则上，HPE学者具备纠正数据集选择偏差的能力，包括来自档案的那些数据集（Gehlbach 2021），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详细了解从政治经济行为到档案员制作文件这一漫长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的知识——这种知识通常更多地属于历史学家而非社会科学家的专业领域。

因此，HPE研究与其他许多政治科学研究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HPE学者对数据生成过程的控制有限：他们完全依赖于早已逝去的历史行为者。尽管HPE学者无法直接影响数据收集本身，但他们必须在不具备历史学家训练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对变量的概念化和操作化做出决策。当前的做法尚有改进的空间。在优先考虑因果识别和量化时，HPE学者往往忽视了历史证据的混乱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报告回归估计的不确定性相对直接，但目前尚无等效指标用于突出历史资料的不确定性和偏见。事实上，发表实践并未奖励那些承认相互冲突的历史解释或无法通过统计技术解决的数据问题的学者。与此相关的是，对于单一原因效应的确立（尤其是在HPE中常见的做法）的关注，增加了确认偏误的风险，即学者们倾向于推崇支持其统计证据的历史作品（Møller & Skaaning 2021, p. 105）。

那么，HPE学者应如何以史学研究为指导来作出决策呢？Møller（2022, p. 526）提出了一个针对从事历史工作的政治科学家们的“黄金法则”：“认真阅读历史学家的作品！”更具体地说，他主张HPE学者应该（a）紧跟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认识变化；（b）使用可以最小程度推测地进行操作化的具体概念；以及（c）承认历史证据的不确定性及其局限性。“以这种方式向前阅读历史”对于利用历史理解当下或探索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在这些情境下，存在以未来事件解读过去或者假定历史制度与当代同名制度相似的风险。

“阅读历史向前”的建议与HPE研究面临的最后一个分析挑战密切相关，即学科激励要求做出一般性声明与学者关注案例忠实度之间的张力。在一个悲观但可能常见的场景中，研究人员可能会淡化历史背景的关键特征，以便强调其研究成果的更广泛应用性（Dippel & Leonard 2021）。在此情况下，需要适度的认识论谦逊：关于发现结果推广到其他案例的陈述本身就是理论性的，因为它们假设机构在某些可观察方式上相似的国家或时期内以类似的方式运作（Gailmard 2021b）。然而，在实践中，机构是“多层面”的，它们是“更大社会系统中的相互关联部分”（Dennison 2021b）。例如，农奴制和奴隶制可能存在跨越时空的共同特征，但这些标签也掩盖了这些制度运作方式的重要差异，以及它们与其他制度的相互依赖关系。理解这样的差异本身可以成为HPE研究的目标之一——这一目标可以通过社会科学家带到任务中的工具箱得以促进实现。

未来

HPE接下来应何去何从？如何组织好这一领域以应对上述讨论的挑战？又该如何确保HPE继续作为学科中重要、相关且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本节最后部分，我们将从两个视角来探讨这些问题：学者应该如何准备研究HPE，以及HPE学者可以考虑研究哪些内容。

作为一种研究模式，HPE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在当前招聘、发表和晋升实践都鼓励专业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认为，这种跨学科性对于该领域的成功至关重要，但并非易事。即使是同情社会科学家的历史学家也会担忧社会科学家对背景（Dennison 2021b）和测量方法的处理方式。而反过来，社会科学家也怀疑历史学家并不总是充分理解计量经济学技术在解决他们关注问题时所起的作用。相比之下，政治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由于研究风格的相似性，发现合作相对容易（例如参见Castañeda Doweret al. 2018; Amatet al. 2020）。这样的摩擦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能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方法，那么对话的质量将得到提高，合作的机会也会更加频繁。

我们无权对历史学研究生教育提出建议，但政治科学博士项目完全可以在其中提供学习历史方法的机会，尤其是档案研究方法方面的培训，许多院系对此仅做简要介绍或完全忽略。新兴的HPE学者也应该考虑接受其他定性方法的训练，即使他们的主要焦点是定量研究。尽管研究生教育应当重点让学生扎实掌握某一种方法而非蜻蜓点水式地接触多种方法（Gehlbach 2015），但了解其他方法可以帮助填补细节，比如当需要通过定性分析来证明研究设计并建立因果机制时（Kocher & Monteiro 2016）。

配备适当的工具后，HPE学者将有选择研究主题的自由。我们希望诸如本文这样的综述能够鼓励研究人员思考已学到的知识，并考虑如何积累知识，而不是仅仅追求最容易获取的准随机化手段。Callis等人（2023）讨论了跨越多个领域开展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富有成效的研究议程，如殖民统治、传教活动、强迫劳动和奴隶贸易的研究。他们强调，当相似的设计应用于不同的场景时，知识得以累积；当针对相同干预措施考察不同结果时，机制便逐渐显现出来。理论（形式化）同样发挥作用。正如Rozenas（2021）所观察到的，“经验性的HPE看起来像是一个大家纷纷投掷砖块的场地……理论家们可以在用这些砖块构建一个有用结构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尽管如此，政治科学中仍有一些重要的课题尚未被HPE学者系统地探究。该领域对因果识别和统计方法的重视意味着难以量化的现象和行为者研究不足。正式制度相较于非正式制度受到更多关注，精英相对于非精英群体，西方社会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也被优先对待。HPE还过度聚焦于一些选定的话题，如前所述：民主化、立法与政党政治、国家建设与能力、殖民主义以及暴力与压迫。然而，既然历史学家已经能够探索其他问题，具有历史意识的社会科学家也应该如此。种族、性别和民族是进行更系统研究的明显候选对象；鉴于历史上天气异常和气候变化的频繁发生，气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Javeline 2014; Charnysh 2021）。新入行的学者会有其他的创新想法。人类记录的全部历史经验都是可供学习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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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编辑、排版：焦磊

〇 审校：郭瑞涵  大兰